聯準會貨幣政策的挑戰與機遇

儘管面臨前美國總統唐納·川普不斷升級的攻擊，聯準會（Fed）主席傑羅姆·鮑威爾在管理美國利率方面表現出色。 不過，在聯準會更廣泛的貨幣政策思路上，他仍有改進空間。

在上週的傑克遜霍爾經濟政策研討會上，鮑威爾釋放了明確信號：聯準會9月政策會議將考慮將短期利率下調25個基點。 他指出，鑒於當前貨幣政策仍處於“限制性區間”，且勞動力市場走弱風險可能“快速”顯現，同時通膨預期足夠穩定，能夠應對關稅引發的短期物價上漲，因此寬鬆政策“可能”是合適的。 市場對此的反應是，將9月降息概率上調至近90%——不過最終結果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下一輪就業數據。

更具長期重要性的是，聯準會在本次研討會上同步發布的、對整體貨幣政策框架的修訂內容。 這些修訂在很大程度上逆轉了上一輪框架調整的方向。

2021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間，聯準會未能控制住通貨膨脹，原因之一正是上一輪框架調整。 上一輪框架是在長期低通膨背景下通過的，它鼓勵通膨突破2%目標以彌補過往通膨低於目標的缺口，並將充分就業置於優先地位，這導致政策制定者即便在失業率降至不可持續水平、消費者物價同比漲幅超5%時，仍將利率維持在零水平。

如今，聯準會已回歸“對稱性平均通膨目標制”：通膨高於目標與低於目標的情況將得到同等對待。 聯準會將尋求維持“與物價穩定相符的最高就業水平”，而非消除就業“缺口”或確保就業“廣泛且具包容性”。

正如鮑威爾所言，防止短期利率陷入零下限“仍是潛在擔憂”，但不再是“我們的首要關注點”。 背後原因是，“中性”利率（既不抑制也不刺激增長的利率）已上升，為聯準會提供了更大的降息空間。

就目前而言，這些調整值得肯定。 它們恢復了聯準會在通膨有突破2%目標風險時先發制人的能力，也合理地讓就業與物價穩定目標處於更平等的地位。 但這些調整未能完全解決聯準會實施貨幣政策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缺陷。

具體而言，聯準會需要建立一個成本收益框架，以指導其量化緊縮（QT）工具的使用。 2020至2022年聯準會量化寬鬆計劃的成本，按放棄支付給美國財政部的利息計算，將超過5000億美元。 此外，聯準會還應更好地區分兩類大規模資產購買：一類是為恢復市場功能而進行的購買，另一類是在利率觸及零下限後為提供額外貨幣政策刺激而進行的購買。

除此之外，聯準會需要改進對經濟前景及其潛在應對措施的溝通方式。 每兩次政策會議發布一次的《經濟預測摘要》（SEP），過度強調了官員們的基準預測。 從利率預測中，人們無法判斷分歧是源於對經濟前景的不同看法，還是源於對“聯準會應如何應對特定經濟環境”的意見不一。 聯準會不應只做邊緣調整，而應轉向發布包含替代情景的詳細工作人員預測。 這正是歐洲央行採用的策略，且其成員同樣數量眾多、地域分佈廣泛。

考慮到川普政府施加的極端政治壓力，聯準會可能傾向於採取保守姿態、減少改革力度——以避免默認此前框架存在缺陷。 但這將是一個錯誤。 要維護獨立性，聯準會應努力打造盡可能有效、全面的貨幣政策框架。 隨著世界與金融體系結構的演變，聯準會也需與時俱進。

以上觀點來自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杜德利（Bill Dudley）。